在疫情持续向好的阶段，为积极落实教育部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将“停课不停教，停课不停学”的指导意见落到实处。3月31日晚上MPA学院邀请院长郭剑鸣教授就同学们关心的疫情问题作了一场《何以走出风险社会下的重重危机？》学术报告。

报告结合当下疫情防控的国内外实例，从五个方面展开分析：

§ 一、风险社会：社会与风险、风险与风险纠缠

§ 二、走出危机：科学的归科学、政府的归政府

§ 三、走出危机：个我权利与集体义务有机融合

§ 四、走出危机：市场与社会给政府补台

§ 五、走出危机：全球化需要有“防火墙”

风险社会是社会与风险纠缠、风险与风险纠缠的社会，导致风险的泛在化、系统化、制度化。因为，现代化中的社会变量及其关联性比传统社会成倍放大，增加了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，而在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意味着一旦出现风险，其传播和扩散速度快、范围大，合作预防协调困难、成本巨大。同时，在现代化进程中，新的社会生产、生活和交往方式也会增加社会的不确定，使社会风险具有制度化特征，各种风险之间的关联如同社会生产和生活要素链接在一起一样，紧密纠缠。

应对风险和危机，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：研判与预警；防控与治理；重构与新生。根据风险社会危机的本质属性，因应危机必须处理好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，科学的归科学、政府的归政府，因为两者占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，职责也不一样。既要警惕简单的政治动员模式，对问题的认识和应对措施放弃科学理性的态度，机械地照搬上级指示，这种做法给经济社会带来的风险说不定更大。也要对科学研判预留足够腾挪的政策空间，即便对危机和风险应对措施越过了科学的“精准”界限，而造成一些损失，也是人们认知不确定风险应交的学费和社会成本。

基于风险的内生性，每个人都是危机的制造者，也是战胜危机的受益者。那么走出危机就需要个我权利与集体义务有机融合，即公民价值观从“自我”利益导向转向“互利”与“共生”导向；对公民“趋避风险”行为有所“加权”的伦理约束；公民生活与交往方式将以往的“功利式个人主义”朝向“连带式个人主义”；公民放弃选择性自由与国家保障必要权利结合。

由于应对重大危机是一项系统、复杂工程，也是一项需要广泛调配和耗费资源的“持久战”，市场、社会和民众应积极给政府补台，构建“补台式治理”机制，这是在应对危机，特别是重大公共安全危机面前的不二选择。它是明确树立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责任、决策、行动和问责的中心地位，又预留市场和社会作用的空间，不过这个空间是不能随便串换角色的。市场和社会组织不可能有效组织防控重大危机的行动。不信任政府也许会使社会陷入更严峻的风险，同时要合理分担风险，防止搭便车和逆向选择

重大风险和危机频现，必然会增加全球化的羁绊，为此，需要为全球化构筑风险“防火墙”---全球化需要提质：一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准，构建不妨害人类共同生存的全球化底线价值观体系，全球化中要有底线思维；二是以共建、共享为行为准则，构建全球危机治理体系和互助机制，保障全球基本生产生活环境不突变，共同应对极端威胁；三是以反人类罪为规约底线，构建对恶意制造、传播极端风险的行为监管与惩处机制，共同排查和打击超级风险。

郭院长还回应了在线同学们提出的关于危机下的公共管理使命、危机下与大国关系合作问题、以及集体行动与乌合之众的界线。指出我们可能处于一种用产生新风险的方式去解决我们的问题、满足我们欲求的社会状态，也许这样的方式与体系也是风险，因为我们就处于风险社会之中。

       作为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（MPA学院）疫情下的云课堂，受众同学达到527多人，点赞1000多，感谢MPA同学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。有同学评价讲座是对疫情的一次政治学深度思考，既关照了常识与热点新闻又有理论深度与创见，还跟大政方针契合，这样的硬核讲座：牛！！！